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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研究员朱鹤在书中着重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两位作者分析了我国的总需求现状、房地产市场、金融业改革等一系列待解问题，探讨了如何正确看待通胀的成本，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实践、以逆周期为目标的公共支出政策，以及中国首选的应对之道，以期找到进一步改善经济活力的政策发力点。

　　本书还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体以及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为样本，回顾和总结了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奇迹之后遇到的挑战和采取的对策，可为我国当前阶段提供经验和警示。

　　*本文为CF40书系新著《增长奇迹之后》引言，经出版方授权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赠阅福利”详见文末。

　　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是指在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经济增速还是会下降。这背后有合理的成分，或者说到了特定发展阶段都难以避免出现经济增速下降的现象；也有令人遗憾的成分，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国内政策设计不够到位，未能有效地推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

　　需求不足，是指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运行达不到潜在经济增速。这进一步拉低了经济增速。如果说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的危害主要是经济增速变慢，生活的改善和惊喜减少，那么需求不足的危害更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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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下，劳动力缺乏就业机会，企业不敢新增投资，政府赤字与日俱增，整个社会缺乏信心。严重的需求不足不仅会带来经济低迷，还会引发社会动荡。无论是大萧条还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背后的主要原因都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未必都是短期现象，处理不当会持续很长时间。

　　本书讨论对这两个挑战的认识，以及如何应对这两个挑战。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是为了回答某一个特定问题，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更侧重对一些认识模糊或者有争议的观点做出回应。

　　在进入具体问题以前，第一章先讨论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率持续提升的过程，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需求的支撑，把需求保持在与供给增长相匹配的水平，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没那么显而易见。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价格的自发调节下，供求会自动平衡，不存在需求不足这回事。凯恩斯指出，古典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从社会整体来看，总需求并不必然匹配总供给的增长。大萧条的爆发就是最鲜活的例子。需求严重不足对经济增长是巨大的灾难。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管理总需求，实现供求平衡，让劳动者、资本和各种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凯恩斯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到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宏观经济学界内部争论不断，正是得益于这种激烈的内部争论，宏观经济学不断发展，在指导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我们看到了非常激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并非突发奇想，背后有着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积淀和支撑。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亿万个经济主体互动的总量结果，是主要凭借抽象思维和模型展开研究的一门学问。对很多人来说，宏观经济学是一门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学问，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其实不知道的学问。凭借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可以对宏观现象发表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往往会走偏，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决策经常会受到这些走偏看法的误导。

　　宏观经济学并不否认经济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然而在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时候，宏观经济学把需求不足或者需求过度看作一个新的、独立的总量问题，并针对这个问题提供总量解决方案，而不在结构上寻求方案。宏观经济学这么做并非浅薄，而是包含着独特的见解。

　　第二章借鉴他山之石。二战结束以后，欧洲、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先经历了高经济增长奇迹，后经历了奇迹的终结，同时也遇到了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和需求不足的双重挑战。这与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这些经济体做了很多改革尝试，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才最终把经济拉上了增长轨道，逐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并稳稳地享受了发达国家的丰裕。它们这些前车之鉴，再加上对其中机制的研究，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知识财富。这些知识财富告诉我们接下来哪些路走不通、哪些路走得通。

　　在经济增长奇迹阶段，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普遍都干预经济，包括但不限于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信贷配给和金融管制、支持和鼓励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保持相对较高的贸易壁垒等。在经济增长奇迹阶段，资本的高速积累非常重要。政府的这些干预政策对资本积累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带来一定的资源配置扭曲。

　　经济增长奇迹结束以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终结，投资对提升工业部门生产率的边际贡献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下降。通过金融管制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补贴投资和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妙方不再适用，而且带来了诸多“后遗症”,包括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环境污染等。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需要做出调整。

　　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而非资本成为经济增长最稀缺的投入要素，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要。政策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公平市场竞争，反垄断，削减和取消各种政府补贴；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开放；支持基础科研和教育事业；健全社会保障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做出了类似的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更适合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这些经济体在增长奇迹以后，稳定保持在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经济增长奇迹结束以后的另一个挑战是市场自发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奇迹的结束也宣告了高资本回报率的结束，持续下降的资本回报率使企业部门的信贷扩张偃旗息鼓，市场自发的信贷扩张大幅下降，市场自发的总需求不足频繁出现。

　　总需求管理的标准政策工具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标准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往往会遇到认知上的不理解、政治上的阻力和制度设计上的掣肘，比如财政政策经常受制于政治决定，货币政策又往往被汇率制度牵绊。

　　面临失业和经济不景气，难以拒绝的诱惑是采取结构性手段解决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补贴低收入群体、提高最低工资、贸易保护等。事后来看，这些政策的效果往往事与愿违，有时候甚至加剧了经济面临的困境。

　　第三章回到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以刘世锦及其研究团队为代表的观点，可以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其核心内容是，当人均绝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经济增速会出现台阶式的自然下降；另一种是以林毅夫、张军为代表的观点，可以称之为“相对收入假说”，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人均收入还只有前沿国家（以美国为代表）人均收入的20%，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学习空间和很高的增长潜力。白重恩对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蔡昉对人口因素的研究，也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速变化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视角。

　　这里我们把经济增长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收敛效应”，即林毅夫强调的通过向前沿国家学习带来的部门生产率提高；另一部分是“结构效应”，即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带来的部门加总生产率提高。

　　中国经济进入2012年以后，尽管人均收入相对前沿国家还很低，但是绝对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1万美元。从产业结构看，当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均收入20%的时候，还正处于工业化高峰期阶段，可以通过对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大量投资以提高增长率，从而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速。而当中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20%的时候，即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了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高峰期，进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通过投资和向发达国家学习获得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大幅收窄。2012年以后，收敛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开始显著放缓。

　　不仅如此，由于经济活动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结构效应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也大幅下降。这两股力量同时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下降。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但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和部分欧洲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上述经济体在类似绝对收入水平（或相对收入水平）阶段所对应的劳动生产率相比，可以说差别不大。中国经济仍在赶超轨道上，说明过去做得不错，现在也还可以，但并不能保证未来还会继续赶超。

　　潜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背后，除了发展阶段的原因，各种各样的政策设计不匹配也制约着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中国经济旧的增长引擎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引擎还找不到适宜的成长环境。为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改变激励机制，适应新的环境变化，补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短板，尽可能地保持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

　　从第四章开始，我们重点围绕如何更好地管理总需求展开讨论。相对于有关生产率变化的认识和解决方案而言，人们对总需求问题的认识分歧和对策选择更有争议。中国愈发频繁地面临总需求挑战，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和信心的危害更加突出。

　　第四章观察了三段历史，分别是大萧条、日本90年代末以来多年的通缩，以及欧元区曾一度面临的通缩挑战。这三段历史揭示了需求不足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走出需求不足的各种政策尝试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如何才能真正走出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与信贷增速下降、投资和消费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相伴而生，这并非巧合，而是一个事物不同侧面的表现。对持续的需求不足，同时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才能做出完整解释，一是负面的外部冲击，二是市场机制失灵，三是逆周期政策失灵。无论低通胀的原因如何、程度如何，从以上三段历史经验看，充分的逆周期政策，尤其是宽松货币政策，都可以帮助经济走出需求不足。

　　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开错了药方，加剧了萧条。日本通缩时期，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一再犹豫，大幅拉长了通缩的时间。欧元区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欧洲中央银行“不惜一切代价”的宣誓和随后一系列强有力政策的应对措施止住了需求不足和通胀的进一步下行。

　　从以上三段经历可以看到，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成为走出需求不足和通缩的关键。经过大萧条和日本长期通缩的检验，近三十年学术界对应对需求不足和通缩形成了标准药方：降低政策利率，或者在零利率环境下进一步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此带动真实利率的下降，激发市场自发的投资和消费活力。财政政策在逆周期政策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财政政策发力往往会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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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讨论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中国实践。历史上对货币政策的质疑非常普遍。有些学派的质疑带有很强的时代背景，比如生活在金本位和金融市场欠发达环境下的古典学派，这些质疑放在当下往往不再适用；有些学派的质疑找到了货币政策操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比如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古典学派，这些质疑帮助此后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强调规则和透明度；还有些学派的结论未必可靠，比如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学派，但是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拓宽了对货币问题的理解。

　　时至今日，带有异质性特征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成为主流，帮助学术界更完整地理解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金融危机以后，对各种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更是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让货币政策在走出需求不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多个渠道提高总需求，不只是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投资成本，还包括改变市场流动性和风险溢价，改变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增加其支出，以及刺激货币贬值提高出口。

　　这里我们结合历史经验，模拟了降低政策利率对我国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能带来多大改善。这里没有考虑降低利率对资产估值的支撑，是偏保守也不完整的估计。即便这样，降低政策利率100个基点也能带来万亿量级的巨大现金流改善，可显著提升GDP增速1.2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不仅在于怎么做，也在于怎么和市场沟通。当消费者都不愿意花钱、企业都没有盈利的时候，货币当局站出来，非常坚定地表示会采取坚决的宽松货币政策，直到实现既定的通胀目标，这相当于对市场说，你不花钱我就不停地造钱，直到你手里的钱贬值。这个看似不靠谱的承诺会改变预期，有助于摆脱“人人不花钱、人人不能赚钱”的困境，加强宽松货币政策能起到提振总需求的效果。

　　第六章讨论以逆周期为目标的公共支出政策，这里面既包括放在预算内的公共财政支出，也包括地方政府很多没有纳入预算但具备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性质的投资支出。

　　第六章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我国的公共部门支出是否做到了逆周期；二是以逆周期为目标的公共部门支出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是否挤出了非公共部门；三是如何看待公共部门的债务可持续性，是否寅吃卯粮。

　　我国预算内的公共财政政策没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但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基建”）投资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支出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这些支出显著提高了当期的收入、消费和经济景气程度，对其他部门产生的更多是挤入效应而非挤出效应。

　　避免逆周期挤出效应的关键在于把握好两个界限：一是把握好支出政策力度，以不引发过高的通胀为界限；二是不涉及非公共部门经营领域，以不与非公共部门竞争为界限。相较而言，基建投资占比可能会影响产品相对价格，产业竞争格局的产业类支出政策更少涉及挤出效应。

　　我国私人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缺口持续放大j9九游会平台入口，，政府举债增加支出不会带来过度需求和高通胀，给政府债务/GDP（即政府债务比）留下了较大的上升空间。

　　保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需要两点支撑：一是合理的经济增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同时也保持了经济增速大于利率，促使政府债务/GDP向更低水平收敛；二是将基础赤字保持在合理水平，逆周期公共支出和相应的政府债务/GDP有周期性特征。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对基础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负担更大的挑战是以社会福利支出为代表的政府支出增长。

　　根据我们的测算，要维护我国政府债务/GDP的可持续性，可接受的财政赤字率远大于3%。假定未来广义政府债务/GDP目标处于90%-100%，未来我国不仅有10%-20%债务提升空间，同时使政府债务率稳定在90%-100%对应的基础赤字率也可以提升至4.5%-6%。在经济下行周期需要采取逆周期政策时，基础赤字率还可显著高于这个平均水平。

　　逆周期公共支出增长对政府和全社会都不是以牺牲未来利益为代价，不是寅吃卯粮，而是过好当下、服务未来。关注和提高公共部门的支出效率非常有必要，但公共投资不能凭项目自身的商业回报率判断支出项目的效率，公共投资往往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社会效应，这部分好处难以体现为商业回报。

　　第七章围绕通胀问题展开。持续的高通胀会对经济运行带来很大危害。广大社会民众、政治家对高通胀都深恶痛绝，宏观经济学家时时刻刻对通胀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恶性通胀的国家，通胀给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长期记忆，防范通胀成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任务。

　　然而在最新一轮的发达国家通胀中，高通胀带来的危害与传统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以美国本轮的高通胀为例，通胀上升并没有带来长期通胀预期的大幅上升，通胀期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高位，就业和消费者福利得到保护。通胀伴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效应，帮助美国平衡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增强了整体资产负债表的韧性。

　　美国这一轮的高通胀说明，每一次通胀背后的成本都不一样，对通胀成本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通胀预期是关键，出现通胀要及时采取措施，维护央行声誉，稳定通胀预期。高通胀好比一次跨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手术，其影响值得更进一步思考和评估。

　　第八章讨论如何扩大消费。每当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都会成为宏观政策讨论的重点，而每次讨论中“让消费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观点总是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似乎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但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总需求不足意味着收入增速低。这就会遇到一个逻辑循环：要刺激消费，得先刺激经济。

　　我们对疫情暴发以来的消费增速显著放缓进行了分解，半数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半数来自消费意愿下降。信贷的大幅放缓导致全社会支出增速和全社会收入增速放缓。在收入分配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显著下降，这同时又会导致居民消费意愿的下降。

　　扩大消费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扩大收入上，扩大收入等价于扩大支出，等价于扩大需求。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看似和扩大消费没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却是短期内扩大消费的最有效政策手段。

　　第九章讨论房地产。房地产是改善资源配置格局、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同时还非常紧密地关系到宏观经济稳定。本章从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高负债、高度金融化“三高”现象入手，通过对“三高”现象的认识及其背后原因的分析，辨析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回应一些普遍关切但存在争议的问题。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在面临趋势性拐点，大量房地产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困境，房地产市场深度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炒房、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部门不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未来房地产市场会由“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

　　房地产市场当前和未来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一是都市圈过高的房价制约了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在其工作的大城市定居，二是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威胁到当前和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针对这两个矛盾，这里提出了面向新市民的都市圈建设方案，以及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重组方案，这两个方案都趋于尽可能地利用市场自发力量解决问题，需要政府在土地、教育和医疗服务、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做出调整，同时不给政府增加过多财政负担。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金融业改革。第十章重点讨论我国金融业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第十一章则重点讨论金融行业内部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具“性价比”的金融服务。

　　第十章讨论当前中国金融业的短板在哪里以及如何补上短板。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正处于转型中，居民、企业和政府的金融服务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部门财富快速增长，对金融资产配置提出了新需求；企业经营活动的风险上升，对融资工具提出了新需求；政府收支缺口持续放大，也对融资工具提出了新需求。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金融服务新需求，当前金融体系在不断调整适应，但是金融服务供求不匹配现象仍然存在，金融服务“正门不通走后门”的绕道现象也还存在。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满足，实体经济活动风险也没有被有效分散，部分集聚在金融中介。一些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服务利用监管空白，绕道放大杠杆和期限错配，增加了新的风险。

　　金融补短板需要在金融产品和市场、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做出调整。当务之急是发展权益类金融产品；以税收优惠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发展；提高政府债务限额，提高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在政府总债务中的占比；拓宽和规范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这些举措可以满足居民部门对养老保险日益迫切的投资需求，满足企业和政府对长周期、高风险投资的融资需求，有助于分散企业和政府项目投资活动的风险，避免金融风险过度集聚在金融中介部门，还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杠杆。

　　第十一章讨论如何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性价比。我国金融业是高盈利、高薪酬和高税收的“三高”行业，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同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

　　金融业高增加值主要来自银行业。银行业高盈利是高薪酬和高税收的支撑，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这里说的不合理成分主要是指在特定扭曲政策环境下获得的超额盈利。消除银行盈利中不合理成分的改革措施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和基建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带来银行业对其他部门的让利空间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需要关注改革带来的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局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为改革留下时间窗口期，给银行留下充足的时间做内部调整和准备。

　　作为全书的结尾，我们在第十二章总结性地回应了“改革还是刺激”这一充满争议的话题。讨论这个话题并非把结构性改革和逆周期政策对立起来，而是为了回应一些只强调结构性改革而忽视逆周期政策的观点。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面临的困难也不容小觑。

　　从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看，一旦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国家干预力量便会蠢蠢欲动。当市场遇到困难的时候，恰当运用逆周期政策增加总需求水平有助于市场走出困境，但如果应对困难的办法不是逆周期政策，而是更多的产业政策甚至贸易保护，经济效率会进一步受损，改革就走了回头路。在社会观念不足以支撑改革的时候，保持政策环境不变、不走回头路，也是智慧。

　　推动改革的务实做法是不断地在局部行业和地区进行试验。局部试验的好处在于：减少认知观念冲突，让改革可以发生；纠错成本低，可以不断探索更加兼容的具体改革措施，让改革可以持续。这也是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即便是局部试验，也难以避免会挑战过去的观念、政策和利益分配格局，需要非常强有力的信念和政治领导才能真正实施。改革应该本着科学和务实的态度，做好不同类型问题的分类，明确目标，充分理解各种限制条件，力求边际上的突破。

　　在我国的逆周期政策实施中，占据主导作用的并非预算内财政政策和总量货币政策这些规范的政策工具，而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和金融机构三方合作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反思“四万亿计划”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要明确究竟是不应该采取“四万亿计划”j9九游会平台入口，，是不应该把四万亿做成十万亿，是不应该过度依赖高成本短期限的商业资金为带有明显公共品性质的基建项目融资，还是基建投资的区位布局和设计不够合理。要反思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来源。如果当初主要是中央政府为基建项目融资，还会不会有那么快的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和那么大的利息负担，还会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影子银行和各种金融乱象。

　　比较而言，逆周期政策比改革更容易实施。逆周期较少受到价值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影响。但如果诸如“放水”“寅吃卯粮”这些焦虑情绪填满了对逆周期政策的讨论，理性的逆周期政策也很难到位。需求不足对经济带来的危害有时甚至比结构性问题更严重。

　　这本书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宏观政策季度报告的研究成果，并在季度报告会上交流讨论过。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组织，感谢每次报告会上评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宏观政策季度报告课题组盛中明、钟益、张佳佳、孙子涵、于飞的研究助理工作。

　　中国经济告别了高增长阶段，同时面临着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和需求不足的双重挑战。本书的主要内容即讨论对这两个挑战的认识，以及如何应对这两个挑战。为此，作者详细分析了总需求现状、房地产市场、金融业改革、如何认识通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讨论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实践、以逆周期为目标的公共支出政策，以及中国首选的应对解决之道，以期找到进一步改善经济活力的政策发力点。

　　本书还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体，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为样本，回顾和总结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奇迹之后遇到的挑战和采取的对策，可为当前中国提供宝贵的经验和警示。

　　张斌，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研究领域是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政策、全球宏观经济等。

　　朱鹤，经济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研究员。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十年以上宏观研究经历，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大类资产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