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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经济正在成为中国提振内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抓手，但有关旅游发展能否实质性促进地区经济长期增长尚未有定论。为此，文章将旅游经济解构为以旅游消费为特征的旅游出行行为（如出境旅游）和以获取收入为目的的旅游接待行为（如入境旅游）。通过神经网络Sigmoid 函数模拟旅游出行行为的发展效应，构建内生旅游增长模型。研究证明，旅游接待行为对地区增长具有显著的收入提升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仅具有短期的水平效应，旅游发展能否对地区增长产生长期的实际作用取决于旅游出行行为（本地人外出进行旅游消费）对人力资本的补偿性提升作用。继而，利用1995—2019年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使上述预测得以证实。该研究重新展现了旅游活动内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差异，揭示了外出旅游所带来的参与者非认知能力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拓宽了文旅融合的经济学文献，为建设旅游强国、促进经济发展、撬动宏观消费提供了可选政策参考。

　　近年来，不少专家和媒体将旅游消费热潮视为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说明旅游发展和地区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2024 年5 月17 日，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在京召开，党中央首次以旅游发展为主题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①。实际上，自1999 年实施“黄金周”以来，旅游经济已经成为带动消费、影响全国的现象级存在。与此同时，随着研学旅行、背包客等旅游新模式的走俏，除了经济属性以外，旅游活动在微观上也被赋予更多的教育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由于其内容价值可通过情景体验的方式传递到旅游者身上，因而旅游经济的人力资本属性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发展和地区增长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却又在内部业态的作用轨迹上不尽相同。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但是对于如何确认二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却存在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其一，主流经济学认为，地区增长决定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是旅游发展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即增长驱动旅游假说（growth led tourism hypothesis,GLTH）[1]。该观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态视角，认为旅游产业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因此，旅游业发展是源于经济增长的策动[2-3]。其二，随着旅游业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支柱型产业，旅游经济学家形成了旅游驱动增长假说（tourism 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4-5]。这是因为学者们发现，旅游发展能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或对制造业产生正向溢出，由此认为旅游业是地区增长的原因而非结果[6-8]①。其三是，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观点的协调与中和造就了“互惠假说”（reciprocal hypothesis，RH），该假说指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内生关系使得旅游经济和地区增长之间呈现出非线性特点或是短期内强关联、长期内弱关联的关系[9-11]。

　　以上争论的焦点在于旅游发展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因果影响。其关键是要寻求旅游影响增长的理论依据而非实证依据。现有关于旅游经济的文献充分探讨了酒店、景区等旅游业细分门类对地区旅游经济以及地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证实了旅游发展对收入、消费、就业、增长率、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效应，得出较为一致的实证结论：旅游经济能够促进地区增长[12-13]。遗憾的是，上述文献未揭示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成因[1]。既然要判断某个产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实际动因，就需要确认该因素能否影响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及其形成路径[14]。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确认旅游经济在经济理论上的增长本质：旅游发展对地区增长的作用只是一个计量结果，还是能对增长的投入要素（如人力资本）产生实际影响？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旅游业包含多个方面的经济活动，涉及酒店、景区、会展等众多细分产业门类。与此同时，地区旅游产业的内部结构也会因资源、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形态。此时，产业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之间的差异，就直接体现在其对产业增长贡献度。因此，为深入揭示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成因以及更好地开展异质性分析，基于旅游业内部的结构特征来合理划分旅游产业活动，进而探究旅游活动内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差异，是本研究的首要之义。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首先需要厘清人们外出旅游的经济动机。人们外出旅游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精神满足，其深层属性是文化性[20]。旅游产品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知识产品，外出旅游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通过开阔眼界、知行合一来提高旅游者的文化素养、科学素质和社会地位。因此，外出旅游消费也是一种个人知识投资活动。比如，父母在决定是否带孩子出游时，首先考虑的是这次旅游活动能否影响孩子的素质发展[20]。据此，本文认为，旅游活动的经济属性是获取非正式教育，并由此形成新的人力资本——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随着一些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从仅仅依靠认知能力逐渐转为更加依靠非认知能力[21]。认知能力是正式教育/培训（如幼儿园和大学教育）的结果，主要体现为对科学知识和艺术技能的习得，而非认知能力（如性格技能）主要来自非正式教育[22-24]。人们在旅游中扩大视野、愉悦身心、增进交流和培养毅力的活动是提升非认知能力的典型活动，故而也是进行非正式教育的典型形式[25]。这使得“文教旅”融合对人口质量提升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厘清外出旅游的经济动机，本文确立了旅游经济的人力资本属性，并将之作为理解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线索。

　　进一步地，为了考察旅游活动内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差异，有必要将旅游经济内部划分为不同的板块。本文摒弃按照业态类型将旅游经济划分为景区、旅行社、酒店等细分门类的传统做法，依据地区游客的流动方向将其划分为两大经济行为：旅游接待行为和旅游出行行为。前者指依靠本地区旅游资源开展的游客接待行为，以获取旅游收入为目的，比如入境接待；后者指本地居民赴外地进行的旅游消费行为，以产生旅游支出为特征，比如出境游。之所以做这种区分，首先是因为在传统的划分方式下，不同经济行为的本质区别并未得以体现，回归呈现的异质性结果来源于不同细分行业门类的投入要素的差异上。然而，受制于数据可得性，这一差异难以进一步量化深究，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成因也就无从探索。有鉴于此，基于旅游经济具有人力资本属性这一价值判断，依据游客的抵离方向进行二分判断，能够有效区别不同旅游经济行为对地区增长贡献的本质差别，原因在于二者对人力资本的作用属性不同。

　　本文的理论模型证明，尽管旅游接待行为对地区经济也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外生的、可逆的、短期的，而旅游出行行为（经由人力资本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的长期作用。也即j9九游会app手机版，，从长期来看，旅游出行行为更具综合性和带动性作用。此外，旅游出行行为中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多面性、广泛性、可塑造性为增强旅游效应、促进文教结合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发。未来，围绕旅游内容创新的情景体验将会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开发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路径，并最终作用到提振经济上来。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3 个方面。第一，首次建立了内生旅游增长模型。通过神经网络Sigmoid函数模拟旅游出行行为的发展效应，构建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证实旅游发展对地区增长所产生的长短期效应。第二，分析了旅游接待行为和旅游出行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通过考察旅游活动内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差异，揭示旅游出行行为引致的人力资本补偿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以及旅游接待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效应，明确了二者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角色和贡献，进而揭示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本质。第三，扩展了旅游经济与人力资本的既有文献，并为地区经济构建内生、长效增长动力提供政策参考。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战略性谋划旅游发展格局，重视旅游的人力资本效应以激发经济增长新潜能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旅游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各国振兴新兴经济的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引发学术界关于旅游业能否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争议，即旅游驱动增长假说（TLGH）和增长驱动旅游假说（GLTH）之间的争议[1]。该争议的核心在于旅游发展是否是地区增长的动因，能否作为地区增长的支柱产业。

　　最近20 年涌现出不少实证研究支持旅游驱动增长假说（TLGH）。最早检验该假说的是Balaguer和Cantavella-Jorda[6]。作者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分析发现，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对西班牙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带来的额外收入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4]。Faber和Gaubert 利用墨西哥的微观数据证实旅游业通过对制造业产生正向溢出从而为当地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7]。通常认为，TLGH 在小国中的实证表现更为稳健，比如马来西亚和葡萄牙[26-28]。这类实证研究在国内也得到了类似证据[29-30]。基于此，甚至有学者声称，由于旅游活动会对大部分第三产业和非耐用消费品产生影响从而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因此，旅游发展无论对发达经济国家还是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均有积极作用[6]①。然而，即便是在旅游经济研究领域内，对TLGH 假说的争议亦从未停止。一种争辩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对波兰的实证分析显示，二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确定性关系，在局部地区二者则更多表现为非线]。另一种争辩则来自对旅游发展负面效应的担忧，这会导致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零和博弈[32]。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环境和社会问题，甚至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这显然会大大减弱旅游驱动增长的必要性和现实性[33-34]。随后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旅游业给当地带来的就业更多是低技能就业，因此，旅游业扩张可能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15]。对TLGH假说的质疑和争鸣直接造就了增长驱动旅游假说（GLTH）

　　。持此观点的学者多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态视角，认为旅游产业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即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提高是旅游发展的策动力，而不是相反[2,35]。该学派认为，如果控制住国际贸易和汇率，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旅游业的长期发展依靠经济的持续增长[36]。因此，是经济增长及其市场化政策（如放松规制、优化公共服务）导致了旅游的进一步发展[37-38]。此外，基于凯恩斯宏观模型，该假说的一项经典研究指出，国际旅游是总需求的外生因素，由此产生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只具有静态效应，一旦引入动态数据，则增长驱动旅游的结论就会显得更为稳健[39]。该结论在西班牙、意大利、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67个样本国家得到了印证[40]。解决上述争论的关键是确认旅游发展是否能对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即生产函数）产生实质性作用。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则在于审视旅游影响增长的要素路径和理论依据，重点考察旅游发展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因果链条。

　　开放的行业之一，其目的是外事宣传和外汇创收[41]。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1978—1992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1/10（图1），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因此，中国旅游业在起始点上不存在增长驱动旅游假说（GLTH）的初始条件和作用环境。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旅游业的功能被定位为外事接待和外汇创收。这个定位大致延续到1993年。随后，1995年国家推出每周双休政策，旅游经济发挥出提振内需的功能。随后，2000年国家对假日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黄金周”制度。2008年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开始波动性回落，并一直延续到2019年。在此期间，稳增长成为经济政策重点。

　　数据来源：根据《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所得。其中，旅游收入数据利用平减指数进行了调整。2011年，旅游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对相关数据做了平滑化处理。

　　纵览中国旅游业和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服从并受益于国家政策的需求和指导，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添砖加瓦。这表明，旅游驱动增长假说（TLGH）具有可见的现实性，有必要挖掘其背后的发生机理。具体而言（图1），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入境旅游接待为主。不过，在此期间，入境旅游收入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而且1993年后二者之间仍未出现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旅游接待行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相对地，1992 年后，伴随着政策释放（主要是大、小长假和“黄金周”等假日时间释放），除个别对旅游经济较为特殊的年份外（如2011年是首个旅游统计口径调整年），出境游、国内游的增长态势和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趋同之势。例如，当出境旅游增长速度①上升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处于上升阶段；当出境旅游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图1）。由以上现象得到启示，旅游接待行为很可能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影响，但旅游出行行为（国内游和出境游）则能对地区增长产生长期影响。当然，也可能存在强烈的内生性，即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旅游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不过，从图1可知，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5 年左右的滞后性，如2002 年的旅游增长速度从前一年的15.8%增至36.8%后，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应地从前一年的12.7%增至14.2%；而后一年，旅游增长速度下降至11.9%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下降到了9.7%（图1）。由于当年的经济收入不会影响之前的旅游决策，所以上述滞后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在一定范畴内展现旅游出行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影响。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出境旅游大大提升了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对他们之后的工作状态具有积极作用

　　。由此推测，旅游出行行为很可能通过提升非正式教育的形式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1.3 探索：旅游是一种学习方式吗？如果说旅游发展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策动力量，那么旅游发展就需要对生产函数的投入端而不是其产出端形成影响。从旅游的形式和内容来看，旅游最有可能对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要素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旅游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学习方式

　　。在现代社会，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人们追求旅游的核心目的是寓学于游，为了拓宽眼界、增长知识、提高心智水平等非正式教育收益去参与旅游[25]。旅游出行行为是进行非正式教育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游客形成并积累以非认知能力为特征的新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是以性格技能为主体的软技能，主要表现为自控力、同理心、社交能力、毅力等性格能力[23]。在早期工业化社会，人力资本主要由认知能力构成，认知能力是由在校学习或在职培训等正式教育系统培养而形成的计算、阅读、理解、运动、文艺等技能[22]。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化服务经济社会，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国家对劳动力的要求从认知能力向非认知能力转变[21]。因此，提升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等非认知能力的活动对塑造各国的新型人力资本起到重要作用[48]。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调整，对非认知能力进行修正、更新、深化、固化，从而提升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49-50]。具体地，外出旅游的消费行为增强了旅游者对文化多样性的广泛体验和深层理解，进而提高自身的人文技能和人力资本[25,47]。Gholipou 等调查发现，出境旅游者通过在国外进行高满意度的旅行能提高自身的生产力[51]。除了提升自我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的积累还能够优化社会劳动力供给水平，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经济体系更具适应性和竞争力[52-53]。此外，人力资本的提高和积累还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和扩散，增强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成为推动地区增长的核心动力[54-55]。为此，有研究指出，一个地区的人们如果长期缺乏外出旅游活动就会导致本地人员人文发展活动的缺乏，最终增加经济和社会的停滞风险[56]。不可否认，旅游接待行为也存在潜在的学习行为和能力提升，比如从业者在参与旅游接待的过程中，可以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事物，开拓视野，推动自身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然而，受限于从业规模，与旅游出行行为相比，旅游接待行为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可持续性都相对较小，其对地区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提高当地的经济收入和促进就业上。但也有研究表明，这一积极作用主要集中在旅游接待核心区的企业和居民身上，对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增长仍影响较小，甚至有一定的负作用

　　。比如，游客的到来造成拥挤、噪音和物价上涨，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58]。并且，由于旅游接待行为会吸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的学习意愿，导致当地人力资本的退化[59]。总而言之，旅游消费过程是非认知能力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过程，旅游者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人力资本提升，对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产生内生性作用。这很可能正是旅游经济增长的某种本质属性。

　　2 内生旅游增长模型2.1 模型设定①基于上文，本部分模型将旅游出行行为对个体的人力资本效应进行内生化，同时考虑旅游接待行为对当地经济的收入效应

　　。考虑一个包含旅游经济的国家经济体，旅游活动包含两个部类：一是本地居民外出旅游的旅游出行行为，二是接待外地游客的旅游接待行为。经济体的劳动力由具有无限生命的连续代表性个体组成。代表性个体即是旅游出行行为的当事人，也可能从事旅游接待行为（如直接的景区接待或间接的街道清洁或电信服务）。代表性个体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当前的消费流，也受益于外出旅游时的消费流，这是因为外出旅游消费能带来健康、愉悦、名声等个体享受[20]。于是个体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形式的终生效用函数为：

　　经济体在行为人对以上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最优增长。最优增长要求物质资本

　　的积累满足宏观经济恒等式，即投资等于总收入和总消费之差。于是物质资本的动态积累路径可表示为：①此处遵循了Romer的简洁处理，不考虑人口增长和资本折旧，正如Lucas所证实，这种处理简洁而不影响最优均衡的基本性质。此外，本文令旅游接待行为为外生变量，不考虑再生旅游资源的影响以简化分析

　　代表物质资本，y是人均产出，也是人均总收入，β是当地旅游接待行为的最大承载量。旅游出游的消费水平a0，旅游接待带来的人均增收b0。另设

　　是接待外来游客所获得的人均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旅游接待能给当地带来额外收入，但是超过最大承载量的接待会损害这种收入，甚至，如果超载量过大，还会带来负收益[60]。这种态势如图2 所示，用数学函数可表征为旅游接待收入f(b)=βb-b2。在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内生于个体的创新和研发，而创新和研发塑造人力资本，于是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②此处的生产函数虽然貌似和新古典增长函数形式类似，但却是在熊彼特框架下考虑“最终产品是由劳动力和中间品投入流共同生产”推导而来，其中，

　　既代表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也代表中间品的生产力。相关推导过程可参见[65]。式（3）中，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h的产出弹性分别为α和(1-α)。经济体以规模报酬不变的方式进行生产。借鉴Caballero 和Jaffe 的原始思路，并结合Aghion和Howitt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处理，人均人力资本

　　(a)∈[1，1+θ]是旅游出行行为a对个体创新概率τ的影响强度。τ∈(0，1)是单位研发投入产生的创新概率，即个体产生创新思维的泊松抵达率③。ν0 是个体的创新思维推进其人力资本进步的速率。对Sigmoid函数进行变换后得到人均出游水平

　　在动态约束式（2）、式（4）下对式（1）进行最大化，现值Hamilton函数是：

　　1、λ2是Pontryagin乘数，均大于零，分别代表相应状态变量的影子价格。控制变量是c和a，状态变量是k和h。动态系统的存在性和唯一性条件为：当满足alnθ时，最优化在均衡时存在唯一的解路径c*(t)、a*(t)和k*(t)、h*(t)[67]。由现值Hamilton 函数可得到一阶条件和欧拉方程：

　　的上升能永久性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对经济体具有产出增长效应。但是旅游接待水平b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不具备增长效应。

　　足够大、越趋近1时，也能保证式（12）的正符号项足够大，以弥补负符号项，致使0。

　　表示一般消费和旅游消费的替代性，当δ→1 时，二者替代性最大，这说明一般消费更倾向于服务消费而非商品消费，经济体进入服务经济社会。所以，经济体越接近服务经济社会，越有利于旅游出行行为发挥增长效应。命题2（消费增长效应）：均衡出游水平

　　的提高能永久性提高消费增长率，对经济体具有消费增长效应。但是旅游接待水平b对长期的消费增长没有影响，不具备增长效应。命题2 是对式（12）的经济阐释，由于式中依然没有旅游接待水平

　　，所以旅游经济对增长的长期作用不在于旅游接待行为，而在于旅游出行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印合了某些典型现实，即纯粹以旅游接待为主的旅游城市或旅游国家很难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发达经济体，而旅游消费水平高的旅游输出型经济体反而多是发达经济体[71]。总之，旅游出行行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作用，旅游接待行为对长期增长没有影响。而旅游接待行为对增长是否具有短期效应，可通过下文的水平效应分析来考察。

　　命题3（水平效应）：在接待容量充裕时，旅游接待行为的上升能提升均衡时的最优消费水平，此时旅游接待行为对经济增长具有水平效应。

　　命题3说明，只要旅游接待能避免拥挤、保证合理的体验度（如将旅游接待量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50%以下），那么旅游接待行为的上升有利于提振消费存量和经济的最优存量水平。也就是说，旅游接待行为在“宽松范围”内具有水平效应。

　　推论2 说明，旅游出行行为不像旅游接待行为那样可以较为容易地对经济体产生水平效应，而是只有特定功能、特定领域的出游活动才能产生水平效应。由于旅游出行行为的水平效应在特定条件下才容易达成，故将旅游出行行为的水平效应形象地称为“特定大道效应”。

　　2.4 小结命题和推论揭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确实能产生实际作用，其核心在于旅游出行行为有助于提高当事人的非认知能力和创新抵达率，进而提升其人力资本。而旅游接待行为没有类似效果，它对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外生收入，不会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当然，旅游接待行为有助于提高消费的最优存量水平。简言之，旅游出行行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而旅游接待行为的经济作用重在短期刺激。

　　首先来看旅游出行行为和旅游接待行为对增长率的作用。如图4 所示，旅游出行行为均衡水平的提高能永久性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在某个特定区段或特定领域，它还能对经济体产生特定大道效应式的水平效应。然而，如图5所示，旅游接待行为对经济体缺乏长期促进的增长作用，旅游接待行为水平的上升能一次性提高均衡消费存量，使增长率出现脉冲式提高，但这种提升不具持续性，最终增长率还是会落回原值。

　　其次，来看旅游出行行为和旅游接待行为对消费存量的作用。图6 显示，旅游出行行为在特定领域的一个宽阔范围内具有水平效应，此时最优出游水平提升能带来消费存量的永久性提高，触发特定大道效应。而旅游接待行为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触发水平效应，在这个条件下提高本地的旅游接待水平能提高经济体的稳态消费存量（图7）。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2019世界发展报告》所涵盖的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跨国计量样本，并增加6个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作为补充样本，最终根据数据获取情况确定了100个样本国家。涵盖了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和经济体。与此同时，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的主要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包含各国1995—2019年的经济面板数据。

　　=f(y,y*)，其中，Dy为人均GDP 的增长率，y为当前人均GDP 水平，y*为人均GDP 的收敛目标或稳定水平[79]。由增长率、当前值和稳态值的关系可知，增长率与当前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给定当前值时，增长率随稳态值的增大而提高。稳态值y*则依赖一系列的环境变量和选择变量，例如储蓄率、出生率、个人偏好、政府消费支出比例、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和贸易条件等。根据以上框架和本文的理论模型，本文的第一个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

　　/span>

　　̇为人均GDP的增加值。人均GDP 既反映了效率维度也反映了产出维度，因此，本文用人均经济增长率来表征经济增长状况。第二个被解释变量为人均消费增长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理论模型中的旅游出行行为和旅游接待行为，分别以出境旅游支出（

　　it）与入境旅游收入（xiit）来表示①。此外，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人力资本（hit）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诸多共识，而对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还未取得广泛共识。常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指标法[73-75]。基于数据可得性，到目前为止，教育指标法成为国际上人力资本测度最常用的方法。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本文选取25 岁以上男性受高等教育程度比例代表人力资本（hit）②。当然，教育指标法测度人力资本的准确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74]。因此，为克服教育指标法测度人力资本的某些局限性，同时，为了体现非认知能力层面的人力资本，借鉴Barro的做法，本文选用人均预期寿命、初始点GDP的对数与男性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交叉项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补充衡量变量一起纳入估计方程[79]。控制变量包括了物质资源禀赋、出生率、通货膨胀、政府消费率及贸易条件。其中，物质资源禀赋用该国初始Log（GDP）水平来衡量，因为初始GDP 水平可以综合衡量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不可见的技术水平

　　。出生率用来衡量一国潜在新生劳动力的供给水平。一般认为，通货膨胀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而实现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80]，为此，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控制通货膨胀率。考虑到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在初始GDP水平下对增长的不利影响，以政府消费（除去教育和国防支出）对GDP的比率来表示政府消费率[79]。贸易条件（即出口-进口贸易净值）衡量了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

　　yit为某国家当年的人均GDP 增长率；gcit和cit分别为人均消费增长率、人均消费支出；Xit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旅游出游水平和旅游接待水平；Hit为人力资本水平，包括25岁以上男性受高等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初始点GDP 的对数与男性受高等教育年限的交叉项3个变量；Controlit为一系列影响跨国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源禀赋、进出口贸易总额、通货膨胀、出生率和政府消费率。此外，在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回归的基础上，为了消除因国别不同而存在的个体固定效应，即遗漏变量问题，本文还将采取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分析。进一步地，考虑到以上3 个模型的解释变量完全相同，为尽可能减少因回归方程的扰动项同期相关所造成的内生性影响，本文选择建立联立方程组，同时将3 个被解释变量纳入多方程系统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以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3.2 基准回归结果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个体特征差异，分别选取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分析作为本研究的基准回归方程（表2）。其中，列（1）、列（3）和列（5）为混合回归模型，其他则为固定效应模型。

　　注：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下同。

　　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旅游出行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旅游接待行为却并不显著。这说明旅游出行行为的上升有效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产生增长效应；而旅游接待行为却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不具备增长效应。由此证实了命题1。类似地，旅游出行行为对消费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为正，且十分显著，旅游接待行为却并不显著，这就验证了命题2。进一步地，从消费水平提升来看，旅游接待行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此存在正向作用，而旅游出行行为的作用不确定，由此命题3得以证实。

　　一方面，世界遗产年限与旅游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主要归因于世界遗产本身具备极大的优质旅游资源属性。首先，一个地区的世界遗产年限与其地区旅游吸引力呈正相关，可以直接影响地区外游客的旅游决策，促使外来游客人数增多

　　。其次，一地在获得世界遗产名录后，会在很大程度上缩减当地的旅游季节性限制，延长旅游业循环周期，进而扩大游客源[83]。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年限又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并无直接联系，符合外生性条件。一地存在世界遗产年限意味着：第一，在联合国制定的世界遗产申请评选标准中，最为突出的标准之一便是该景点必须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

　　；第二，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间点本就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因素[84]。具体来看，一是世界遗产的申请评选标准符合相对外生的假设。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例，其评选细则涉及自然现象、地球演化史、自然栖息地、建筑、人类价值观及文明等，是一种“前状态”存在，不受当前经济状况的影响。二是第一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间点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存在直接联系。从世界遗产的评选时间段来看，有超过1/4 的世界遗产是在1995年之前选出，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期初影响较小；而且，世界遗产本身反映的是一地的旅游资源禀赋如何，只能通过旅游业这一产业产生经济影响，不等于直接创造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时间特性本身便具备强外生性。此外，关于工具变量签证便利程度。从相关性来看，已有研究已大量证明签证便利程度直接影响一国出境旅游人次，甚至是入境旅游人次；并且这种影响还存在阶段特征，在免签政策确立之初便会随着时间进行迭代放大

　　，也即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在外生性方面，其一，一国普通护照免签政策的出台主要取决于政治目的，经济因素是次要的。其二，一国是否实行普通护照免签政策更多受历史、文化、安全等因素影响，比如欧美国家出于安全考虑，采取签证限制政策以阻止非法移民或者因文化亲近性而放松签证限制；即便一国与他国存在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也不一定会实行普通护照免签政策，例如中美之间[88]。其三，签证政策本身不可预测，往往可能因为某一政治因素而产生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严格的过去式导向，即时效应不显著。其四，签证政策对一国经贸发展的作用渠道基本建立在人员的跨境流动上，在普通护照中，游客群体流动占极大比例，因而签证便利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必须通过人员流动来产生影响，两者无直接联系[89-90]。综上，此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进一步地，为了定量判别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沿用Num 和Wantchekon 的思路

　　，将上述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均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91]（表4）。表4揭示，工具变量系数不显著，且并未引起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发生明显变化，是较为可靠的工具变量。表4 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5 中的列（10）、列（11）、列（12）对应表2 中的列（2）、列（4）、列（6），两者的结果相一致。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出行行为和旅游接待行为的估计系数得到优化，前者的系数增大，且显著性明显提高，后者的系数减少更加符合理论模型所预测的作用性质，强化了理论命题的内涵。

　　为检验表5 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模型替换法（SUR 模型）、替换自变量法与改变样本容量法（缩尾处理）等方法对方程重新进行估计。

　　首先，采用模型替换法（SUR 模型），以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来替换面板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表6先汇报了使用SUR 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Breusch-Pagan 检验LM统计量为110.956，并保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上，证实了使用SUR模型的合理性。

　　其次，采用替换自变量法与改变样本容量法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分别以固定资本总额、净货物贸易指数来替换原有的Log(GDP)、进出口贸易总额；另一方面，对以上样本进行2.5%水平上的双边截尾处理，减少异常值的影响。新增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SUR模型回归、替换自变量结合改变样本容量两种情况下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7 所示，其中，列（14）、列（16）、列（18）为似不相关回归结果。表7中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出行行为和旅游接待行为的回归系数符号方向均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再次证明了理论命题的稳健性。

　　4 机制验证：人力资本的补偿作用理论命题揭示，旅游接待行为和旅游出行行为的增长效应截然不同，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旅游接待行为能产生外生收入，对经济收入具有直接作用。但是，长期内，如果维持较高体量的旅游接待行为，那么这种接待需求就可能会转化为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缺乏高技能人力资本则会使当地经济容易陷入低技能陷阱

　　。与之相反，旅游出行行为则有利于提高出游者的非认知能力，从而提升其创新概率，使当地人力资本的内生价值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在现实框架中，有研究指出非认知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成就、职业成长及经济收入等均具有较好的预测性[92-94]。一个人认识能力的提升，更是对时间管理、人际交往、性格塑造等非认知能力的考验和塑造，而后者是个体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取得优势的关键所在[95]。所以，本文用经合组织（OECD）最新推出的2018 年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数据来衡量国家层面非认知能力形式的人力资本，具体的非认知能力因素包含三大方面：成就动机、人生价值和自我情绪①。此外，以入学率作为衡量人力资本认知能力的机制变量。选择直接引入机制变量来构建由式（17）、式（18）与如下式（20）～式（23）所组成的机制分析模型系统：

　　it是机制变量“入学率”（代表认知能力型人力资本），以中学入学人数（完成小学教育）与相应法定学龄人数之比来表征；hmlit是非认知能力，以成就动机、人生价值、自我情绪3 项平均值来衡量②，参照大五人格逻辑，选取15 个问答进行筛选。其余指标说明同上文。数据分别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PISA数据库。在实证方法构建上，进行了如下控制：第一，在借鉴Barro 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引入与内生增长模型相关的控制变量，以此来缓解模型本身的遗漏变量问题；第二，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的基础上，首先夯实自变量

　　与因变量Y之间基准回归的内生性考察结果，再进一步引入机制变量入学率的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79]。因此，将机制变量的潜在内生性影响控制在有限程度[79]。此外，考虑到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约束条件：一是选取入境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专业化程度）超过5%的地区作为异质性分析的对象，藉此分析旅游接待行为活跃发达地区的异质性；二是将机制变量非认知能力滞后3期，在控制内生性的同时也提高了估计效率，因为旅游出行行为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存在滞后作用（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对中国情境的分析）。

　　4.1 旅游接待行为：陷入低技能陷阱对机制系统的估计结果如表8 所示。其中，对式（20）的估计结果见表8 中的列（20），对式（21）的估计结果见列（21）和列（22）。

　　可以发现，旅游接待行为会降低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使旅游接待难以产生长期的增长效应。这和Capó等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具体地，从列（20）可知，核心解释变量旅游接待行为对机制变量入学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旅游接待行为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由此可得“旅游接待行为→入学率→增长效应”为负向机制，即旅游接待行为或通过拉低认知能力型的传统人力资本水平来弱化经济增长效应。进一步地，与基准回归相比，旅游接待行为的估计系数在列（21）中下降了0.055，意味着旅游接待行为的负向机制解释了其经济效应的66%。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式（20）j9九游会app手机版，、式（21）的估计结果中，异质性分析中机制变量入学率对经济增长的负向系数0.296 明显高于全样本回归，且增长变量的系数更是下降至0.011。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旅游接待比重大的旅游发达地区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陷入了低技能陷阱。

　　4.2 旅游出行行为：提升非认知能力通过对式（22）和式（23）的估计可揭示旅游出行行为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机制。其中，对式（22）的估计结果见表9 的列（24），对式（23）的估计结果见表9中的列（25）。

　　表9 显示，旅游出行行为正是通过提升当地未来一个时期非认知能力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具体地，从列（24）可知，旅游出行行为对机制变量非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后，将机制变量非认知能力加入回归方程，发现非认知能力对经济增长出现显著正向作用，与此同时，旅游出行行为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均出现下降，表明非认知能力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长期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这种机制和Barro 的发现相一致

　　。于是，“旅游出行行为→非认知能力→增长效应”的正向传导机制得以确认，即旅游出行行为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中的非认知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地，与基准回归相比，旅游出行行为的估计系数在列（25）中下降了0.016，意味着“旅游出行行为→非认知能力→增长效应”的正向机制解释了其经济效应的64%。由此，上述结果证明了旅游出行行为通过非认知能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4.3 讨论与启示：文旅融合中的新型人力资本综上所述，旅游接待行为对长期增长没有作用而旅游出行行为会促进地区的长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两者对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塑造过程存在差异。

　　其一，旅游接待行为常常会拉低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旅游接待行为的规模化上升会加快当地劳动力就业市场内的快速更替，但旅游接待行为对劳动力的教育门槛要求较低，这种快速更替会吸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进入接待业，在长期使本国或本地区陷入“低技能陷阱”。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效应还会削弱未来新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长此以往，就使当地经济增长缺乏来自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内生促进。

　　其二，旅游出行行为对非认知能力有提升作用，有助于当地居民形成现代社会的新人力资本。旅游出行行为使居民在外出旅游的过程中能够拓宽视野、增进知识及愉悦身心，此时旅游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这种非正式的学习模式极其有利于出游者在情景体验中进行自我学习和调整，激发创新力效率，进而提高生产力供给水平，形成新人力资本。基于非认知能力和创新提升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使旅游出行行为得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效应。

　　由此可见，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引导居民在外出旅游时提升非认知能力的内容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旅融合不仅是一种观念体现，更是一种具有丰富经济收益的价值体现。政府和居民有必要更多地去关注如何发挥旅游的再教育功能，将旅游和非正式教育体系相结合，进行文旅融合中的非认知模式挖掘，以塑造新型人力资本，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5 结论和建议本文回应了有关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真实关系的广泛争论，将旅游出行行为对非认知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强调了旅游经济的人力资本作用和再教育功能。本文证实，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短期增长效应，但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在于能否从非认知能力角度促进新型人力资本的提升。

　　本研究的结论产生了一些可探索的政策启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发展旅游业视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并对旅游接待行为予以高度重视。但本文的研究证实，尽管旅游接待行为对提升当地收入具有一定的直接作用，但是旅游接待行为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内生影响，而旅游出行行为则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作用。现代旅游业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旅游形式和文化内涵的融合，高度重视本国居民外出的旅游消费对新型人力资本塑造和本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在作用。此外，应正确看待不同旅游经济行为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正确取舍本地发展旅游业时的不同业态，适时根据资源特色和国民休闲特点进行阶段性规划。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文旅融合之于旅游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其文化附加值，在旅游消费的过程中，这种文化附加值将会对旅游者的性格、社交、情感及创造力等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文旅融合的推进过程中，应注重文旅的再教育内涵，积极探索旅游和非正式教育的结合。一是以游客的素质增进为中心，利用元宇宙、场景化等新技术拓展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及科技应用等研学产品的前沿教育特性，适应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变化。二是注重文旅融合新模式新业态创新的本地化、特色化，丰富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要素的渗透率，扩大供给侧优质内容生产。三是跟进出游满意度治理，以游客体验、产品服务为准线倒逼文旅经济产业发展转型，优化游客体验情景感知。

　　假日结构调整是旅游休闲环境优化的有力抓手之一，通过假日改革可以更科学地引导国民的旅为模式，改善集中出游带来的体验质量。将旅游业的发展和就业优化政策相结合，通过推进带薪休假、弹性作息和零工经济等灵活就业制度，促进“工作-闲暇”平衡，促进“旅游-学习”融合，促进“休闲-教育”互动。一是结合地理国情，在适当增加假日总量的情况下，重点增设长假期，形成小假期、双休与“黄金周”长假期合理配置的假日结构；二是分阶段、有节奏地用好带薪休假等制度，同步加强政策落地保障，灵活安排集中休假时间；三是与就业市场形成劳动力配置互补，将吸纳灵活就业作为调整闲暇时间的抓手，加速新人力资本积累。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文旅消费逐渐成为挖掘基础性消费潜力、提振全社会消费的先导路径之一。要充分认识文旅“一业带多业”的供给侧牵引作用，寻求文旅融合“破圈出题”新做法，不断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应立足本国特色来不断探索“旅游+”“+旅游”，繁荣发展大众旅游，达到创新供给提升体验的目的，丰富非认知互动内容。另一方面，需充分利用新技术应用来优化旅游消费促进机制，以沉浸式、元宇宙、全息化、超现实、去中心等前沿技术创建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强化旅游在自然教育、实践教育和性格教育等新人力资本方面的独特作用。此外，需提高服务质量、推进精细化管理，以优质服务为出游者提供消费体验上的新人力资本积累保障。

　　和相关论文类似，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中，旅游接待行为被设定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旅游资源环境的动态演进问题。未来，可以考虑旅游接待行为内生于本地旅游资源的情形，以便更深入地分析旅游接待行为的增长效应。其次，由于缺乏跨国范畴内有关旅游但独立于经济运行的外生冲击变量，本文的工具变量选择受到了很大制约，在克服内生性方面未来还可以做得更细致。最后，鉴于国内外各地区缺乏详细的出游人次和出游消费统计，本文在估计旅游出行行为时的数据量化还不十分精确，难免存在疏漏，未来将寻求更细致的可比数据库对此加以精炼。j9九游会网址，j9九游会网址，